全球貿易風向轉變，美中關稅戰持續惡化！中國如何用人民幣挑戰美國霸權？

匯率主要反映一個國家的經濟基礎實力，也會受該貨幣在全球市場通用的程度影響。如果一國貨幣在全球市場建立了很穩固的基礎，該國匯率變動的可能性就會降低，成為許多國家接受的安全貨幣，甚至成為國際準備貨幣。

中國在商品經濟領域急起直追，幾乎快追上美國，但在金融領域卻遭遇瓶頸。美國與西方國家刻意牽制人民幣最直接的印證，應該是在國際貨幣基金的特別提款權一籃子貨幣分配上。

特別提款權（SDR）是國際貨幣基金在1969年建立的制度，作為會員國持有貨幣的請求權。當會員國遭遇匯率變動過大或發生外匯流動性危機等特定狀況時，可利用特別提款權取得外匯。早期由美元、歐元、日圓、英鎊組成，依照當時主要已開發國家的經濟實力決定組成比例。2007年中國的GDP超越德國，排名全球第三，2010年更進一步超越日本，排名全球第二，中國持續要求國際貨幣基金將人民幣也放入特別提款權的一籃子貨幣。

一直到2016年10月中國才如願，但是人民幣在特別提款權一籃子貨幣的比例卻遠低於中國占世界經濟規模的比例。2022年國際貨幣基金雖然將美元的比率調升為43.38%、將人民幣調升為12.28%，依然未真實反映中國的經濟規模。如果加上日圓（7.59%）與英鎊（7.44%），美國與主要已開發國家還是占據絕大部分。近幾年美國與中國各自結盟，對立愈發鮮明，中國在國際經濟組織也遭遇更多限制。中國幾乎無法突破以七大工業國（G7）為主的先進國家的壟斷（cartel）結構。

本國利益優先的匯率政策

雖然中國採行社會主義經濟，但中國也和其他國家一樣，把維持本國貨幣穩定作為重要的施政目標，只是作法不同，匯率制度採取管理浮動匯率制（managed floating exchange rate system）。

管理浮動匯率制是進入自由浮動匯率制的前一個階段，政府會視情況干預外匯市場，適當操縱匯率。中國人民銀行每天上午固定公布前一天主要貿易對手國對人民幣匯率的收盤價，作為當天官方匯率基準，有美元兌人民幣、歐元兌人民幣、日圓兌人民幣等主要國家貨幣的匯率，還有韓元、香港、澳大利亞、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國。

中國的匯率政策是「階段性」對外開放，並且「自律」推動。當經濟發展需要鼓勵出口、抑制進口時，中國也會依照國際經濟環境在固定匯率制與管理浮動匯率制之間彈性調整。1979年中國改革開放之後，維持人民幣匯率穩定成為重要的政策目標，為了吸引外資流入，並且讓中國製造的產品更容易出口，必須將人民幣匯率維持在較高水準。

中國在改革開放初期實施雙重匯率制，為了增加出口，在國際貿易與非國際貿易採用不同的匯率，兩種匯率曾經相差接近一倍。1993年6月底，中國在國際貿易採用的公定匯率（官方匯率）是1美元兌人民幣5.7元，在非國際貿易採用的市場調節匯率是1美元兌人民幣10.8元。1980年代初期，公定匯率是1美元兌人民幣1.50元，1993年底人民幣曾經貶值到1美元兌5.82元。

資料來源：investing.com

公定匯率與市場調節匯率的差異助長黑市發展，引發嚴重的負面影響。1994年中國決定將兩種匯率合併，實施管理浮動匯率制。此時的匯率反映了一部分市場匯率，因此匯率由人民幣5.82元上升到8.72元，上升幅度接近50%。不過在1997年9月亞洲金融風暴來臨前，美元兌人民幣匯率下降，人民幣升值。亞洲金融風暴發生後，人民幣貶值的壓力增加，中國回到1美元兌人民幣8.28元的固定匯率制度，順利度過這場金融風暴，不像韓國、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等國遭受嚴重影響。中國的經濟發展通過了第一次危機考驗，成為後來發展速度超越其他亞洲國家的關鍵。

總是依照自己步調行動的中國

隨著中國對美國的經常帳順差達到1,500億美元，美國國會認為應該對中國課徵報復性關稅（retaliatory tariff），並且要求人民幣升值。2005年7月美元兌人民幣匯率從8.28元下降到8.11元，人民幣升值幅度為2.1%，中國從固定匯率制改為管理浮動匯率制，2007年5月中國將匯率浮動範圍從0.3%放寬到0.5%。後來人民幣升值對出口企業造成壓力，中國再次將美元兌人民幣匯率固定在6.82至6.83元。美國發生次級房貸風暴演變成全球金融海嘯時，中國以固定匯率的方式因應，順利度過危機。2010年美國與西方先進國家點名中國是造成全球市場失衡的根源，開始對中國施壓，中國再次由固定匯率制恢復為管理浮動匯率制。2012年4月中國將每日匯率浮動範圍從0.5%放寬到1.0%。

中國不斷在固定匯率制與管理浮動匯率制之間來回，讓匯率制度看起來很複雜，其實中國的目標只有一個，就是保有自主的匯率政策，可依照不同發展階段對實體經濟提供適當的金融支援。中國的銀行界以五大國有銀行為主，資本市場大致上也依照共產黨的政策目標與計畫運作。就算美國等西方先進國家要求中國改善貿易失衡、減少政府補貼，中國也不予理會，只依照自己的步調行動。中國想盡可能避免受外界施加的壓力影響，對西方陣營的牽制措施保持高度警覺，並且仍然堅守自己排定的「時間表」。

該封鎖還是突破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陣營雖然還沒直接對中國實施制裁，不過已經把中國視為假想敵，正在從假設性的牽制朝「封鎖」發展。川普首度任期宣布對中國進行貿易制裁，並且對先進技術出口設限，拜登政府進一步把這些限制明訂為法案，美國人的反中意識升高。中國在國際會議上主張自由貿易，美國卻公開談論美國優先與孤立主義（isolationism），明白表示不再容忍中國崛起的決心、對中國的不信任。中國與美國針對台灣問題的矛盾也是一項風險因素。美國與中國在台灣海峽、南海有利害關係衝突，如果衝突擴大為區域性，對中國也是一項負擔。

習近平的第三次任期是中國面對著全面封鎖時所選擇的一人獨裁體制，對外希望能有效因應外在壓力，對內由共產黨穩定民心，並且帶動經濟發展。中國高喊大中華主義，與鄰國、西方國家陣營有諸多摩擦，對中國是不利的外在條件。如果在美國的壓迫之下，中國喊出更強烈的中國夢與大中華主義，表示美國的施壓策略非常成功，其他國家會如何看待內部極度團結的中國，答案可想而知。中國愈常回應外界的牽制，黨中央就愈有理由採取強勢領導體制，但是中國若與鄰國頻繁發生摩擦，其他國家看待中國的眼光也會變得負面。

影響中國經濟的潛在問題

就算這些事件都順利解決，還是有一些根本性的問題存在於中國內部。即便中國的經濟成長率可以維持在5%，只要美國的經濟成長率有2%至3%，中國GDP超越美國GDP的時間就會大幅延後。此外，中國房地產市場泡沫化、地方政府的負債問題不容易解決，黨國體制的政策效率與連貫性已達到瓶頸，凸顯威權主義與體制僵化問題。共產黨紀律檢查委員會與國家監察委員會是中國最高的監察單位，這兩個單位腐敗頻傳也是根深柢固的問題。

除此之外，中國有城鄉差距、貧富差距、臨海與內陸的差距等許多結構問題。加上中國長期實施一胎化政策，產生低生育率、人口高齡化等問題，也會使社會福利的成本增加。中國的人口紅利（population bonus）時代已經結束，進入了人口負債（population onus）時代，生育率下降使勞動人口減少，被撫養的人口增加，經濟成長趨緩。人口問題幾乎等於「未來已經決定」，無法在短時間內立刻解決。

一國的貨幣本質上只是一張紙，但政府賦予民眾可憑著該紙鈔進行交易的權力，使其成為法定貨幣，可以在該國國內流通使用。如果要讓一國的貨幣在其他國家也能不受限制一起流通，這需要有絕對的信任。倘若要更進一步讓一國的貨幣成為國際準備貨幣，該國除了經濟規模之外，國家的經濟運作方式、國家的影響力、政治是否安定、是否為法治國家、是否保障私有財產權等，必須以該國的整體力量作為基礎。除此之外，金融市場的發展與開放程度是否與實體經濟相當、資本是否自由流動等因素也是必要條件。

從這些面向來看，中國的實體經濟雖然足以跟美國並列G2，而且緊追在美國之後，但中國在金融領域的發展程度卻相當不足，加上決策過程僵硬，明顯受威權影響，利用數位科技侵犯隱私的問題也讓外國人提高戒心。美國雖然也標榜美國優先，也有民粹主義的傾向，相對之下，中國的大中華主義與共產黨中央集權體制更強烈。全世界正處於各國應擴大對其他國家互惠關係的時代，中國在營造友好氣氛的方面明顯失敗。

美中貿易戰持續延燒

中國希望有朝一日人民幣能在全世界上廣泛流通，各國計算匯率的時候，不是以本國貨幣與美元相比，而是與人民幣做比較，如同從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邁向第一、在國際貿易或資本交易都是人民幣主導的夢想一樣。因為這個夢想很遠大，無法一蹴可幾，所以中國先從金磚國家等區域為基礎，逐步擴大人民幣的影響範圍。

美國與中國的霸權之爭像是一場馬拉松，進入了長期抗戰，全球金融霸權的歸屬會決定兩個國家不同的命運。中國能否在全球金融市場利用人民幣超越美元，並且站穩腳跟，目前還不得而知。不過中國擅長長期抗戰，現在就斷定成敗絕對是言之過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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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高郁捷

核稿編輯：張勝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