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會主張贊成、或反對整個大罷免，雖然很多人說，你只要對某一個選區表態，就是在支持或反對整個行動，但，我始終認為，（對整個行動表態）那不是我該評價的；我的關注，不會超出花蓮，因為那是一份對自己家鄉的疼惜、自己身為一個花蓮人的責任。
而且，對於整個大罷免，其實我在一開始，就曾經當著總統的面，呼籲執政黨跟反對黨，應該彼此和解、放下干戈為玉帛。
我要講一個，我從沒有對外透露過的故事。
四月初，川普宣佈對等關稅的某一天早上，我跟十幾個產業界的朋友被邀請到總統官邸，那個場合，總統、行政院長、副院長，還有台積電、台達電、廣達、友達、華新麗華的企業界前輩都在。
當時，每個人都針對川普關稅的因應發言，輪到我的發言的時候，我說，我要先道歉，大家都在表達產業意見，「但是，我必須講一下台灣民間的氣氛。」
我說，「政府的領導人在這邊，我冒昧地講，能不能促請你們讓台灣更和諧、更團結？能不能請執政黨向在野黨遞出橄欖枝，大家一起面對國際關稅逆流？」
那時候，執政黨的大罷免已經開始，總統、行政院長都知道我在講什麼。
只是，政治對抗就像一場「球賽」，我雖然在球賽第一節的時候，勸雙方要有運動家風度一點，然而，球賽、球員之間的激烈程度，不是我這種處在中間、期待大家團結的人，可以左右的。
後來，大家都看到了，雙方（指執行黨與在野黨）對抗越來越升溫，不但球員會互相架拐子，連兩邊的群眾都互相扔杯子，當一切的情勢，又回到激烈的藍綠對決，我只能期待，台灣有一種慢慢成熟的公民社會崛起。
那次在官邸，也有企業朋友私下跟我說，「童子賢你這樣講很好，但在野黨這樣砍預算，真的砍到我目瞪口呆，譬如故意把行政機關的辦公費凍結八成，動用還要（立法院）委員會決定，這不是耍官威嗎？」
老實講，目前這場罷免，不少是針對（立法院）亂刪預算的反彈情緒，因為有很多中間選民也看不下去，我自己看了也在想，為什麼在野黨會放任一個政治品德這麼差的人，在立法院呼風喚雨？（編按，指傅崐萁）
他在花蓮23年壟斷資源，傑出的人才要出頭天大概都沒有指望，我親眼看到，很多花蓮年輕的一代，告訴我說他們選擇離開花蓮，我深深為這個不值，就是因為這個不值，促使我選擇挺身而出、回到花蓮「寥落去」（台語豁出去）。
你問我有思考過代價嗎？當然有想過，不過，這就是取捨而已。
當初，蔡英文總統去蔣經國的「經國七海園區」站台剪綵，就被她黨內的同事抨擊，強如蔡英文都遇到如此遭遇，這就是代價，我就是秉持良心，就像用良心談核能，我不會混淆。
那到底可以「得到」什麼呢？就是雖然被罵，但我在花蓮這次站出來，看到當地許多沈默的人、有名望的人，也願意表態，他們讓我覺得，我鼓舞了他們。
要知道，台灣至少有40％的人是中間份子、不藍不綠，這些受過良好教育的人，他們不是怕批評，而是一直以來習慣默默做、少出聲。
講到這邊，我要重申，長年以來，我從來不是用藍綠在交朋友，不管國民黨、民進黨、甚至民眾黨，我都有朋友，有人批評我是綠營智庫的副董事長，但我也是江宜樺主持的「長風基金會」副董事長，他曾是馬英九政府的行政院長。
剛剛講的經國七海園區，當年蔣經國基金會募資遇到困難、工程延宕十幾年，我後來也幫助了它們捐一些錢，我是景仰蔣經國的，尤其他在中晚年，對台灣社會的貢獻越做越好，是台灣發展過程的重要歷史，應該要被保留下來。
我重視文化、重視歷史，所以我願意投入《他們在島嶼寫作》的紀錄片拍攝，去拍下白先勇、余光中、鄭愁予、楊牧、甚至還有香港作家的身影，也贊助美國的胡佛研究所，去保存跟研究兩蔣日記。
因為我始終認為，很多美好的中國文化成果，最後都結出美麗的果實在台灣，台灣從四百年前、到最近的幾十年來，就是一個由移民建立的社會，大家共同建立了這片土地的奇蹟。
相對的，我也認同台灣的民主制度，台灣好不容易經過很多次的政黨輪替，建立了「公民社會」跟「民主制度」，這是我非常珍惜的。
接下來這幾天，希望藍跟綠都不要讓公民社會的品質變差，也期待7月26日投票結束後，大家回歸正常生活，球賽結束總是有勝有負，台灣民主最可貴的，就是不管誰選贏，輸的人都願意恭賀對方，這就是公民社會的成熟象徵。
責任編輯：林易萱
